秦汉时期由于阴阳、五行，经络、脏腑等学说在医学上的运用，养生理论日趋完善。中医经典巨著《黄帝内经》总结了战国前的养生思想，记载了养生方面的理论和方法。全书分为《素问》与《灵枢》两部分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就记载：“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，法于阴阳，和于术数，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劳，故能形与神俱，而尽终其天年，度百岁乃去。”指出“阴阳四时者，万物之终始也，死生之本也，逆之则灾害生，从之则苛疾不起，是谓得道”。欲长寿必须做到“虚邪贼风，避之有时；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”主要意思是说人和自然界息息相关，自然界的风、寒、暑、热等一切变化都会对人的生理和病理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因此养生必须适应天地阴阳之气，“顺四时而适寒暑”，“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”，才能达到“阴平阳秘，精神乃治”。这些至理名言对以后养生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东汉名医华佗，主张体育锻炼，在总结前人导引术的基础上，经过自身的实践创编了“五禽戏”，为医疗保健和运动养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东汉末年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也非常重视养生，在他的《伤寒论》序中抨击那些平时不注意摄养身体的人说：“怪当今居世之士，曾不留神医药，精究方术，上以疗君救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”。至于具体的养生原则，他在《金匮·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》中曾提出：“若人能养慎，不令邪风干忤经络”、“导引、吐纳”、“房室勿令竭之，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，不遗形体有衰”以及“饮食禁忌”等等，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。
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，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葛洪、陶弘景、孙思邈等均对养生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唐·孙思邈主张养生“不违情性之欢，而俯仰可从；不弃耳目之好，而顾丐可行。《千金要方》中既主张静养，又强调运动；既提倡食疗，又主张药治；既要求简朴，又注意卫生；既强调节欲，又反对禁欲。孙氏养生有道，并且身体力行，据说活到１０２岁。孙氏著作中有关的养生资料，是唐以前和他自己经验的总结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宋辽金元时期，中国传统养生学走向成熟，并出现了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北宋陈直所著的最负盛名的老年养生学和老年病学专著《养老奉亲书》问世。元代邹铉对此书加以整理和补充，更名为《寿亲养老新书》，其影响远播朝鲜和日本。金元时期出现“金元四大家”，推动了养生学的发展。刘完素强调气是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，“故人受天地之气，以化性命也。是知形者，生之舍也；气者，生之元也。”指出当时常用的养生法如调息、导引、内视，咽津等，其机制即在于调气、定气、守气、交气，起滋润和灌溉五脏阴阳的作用。李东垣认为人体之气主要来源于脾胃，所以在论养生时特别提出“脾胃调理法”。朱震亨认为人的一生“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”，强调阴精对人体的作用，因而在治病与养生上主张滋养阴津。张从正认为邪气是致人生病的主要原因，主张养生治病要攻邪以达正安。除“金元四家”以外，严用和认为“肾气若壮，丹田火上蒸脾土；脾土温和，中焦自治”。倡导“补脾不如补肾”，这种学说为后世应用补肾抗衰、延年益寿、防治老年病提供了理论基础。
明清时期，养生理论进一步普及和发展，明代高濂的《遵生八笺》汇集了明以前的养生成就，《四时调摄笺》分述一年四季的导引和调养；《起居安乐笺》介绍衣冠、陈设、起居等生活的调养；《饮馔服食笺》介绍品茶、饮馔及养生药物；《燕闲清赏笺》提倡高尚的精神寄托，如鉴赏古玩书画以及栽培花卉、盆景等；《灵秘丹药笺》介绍益寿延年及防治各种老年病的方药；《尘外遐举笺》简记了历代高寿老人的养生逸事，这部书使养生学的内容更为丰富。清代曹庭栋的《老老恒言》根据自己的长寿经验，并参阅２００余家有关养生的著作，从日常生活琐事、衣食住行等方面，总结出一套简便易行的养生方法。清代名医王士雄集历代食养食疗之大成，撰写了《随息居饮食谱》，这些书籍均有很高的实用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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